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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改革与政变

作者:漆多俊 来源:原创 日期:2014-8-14 10:01:15 人气:58 加入收藏 评论:0 标签:

  摘要:改革,一般意指变更、革新。本文所谓改革,则仅指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及其他社会生活的某几个甚或全部领域,由原执政当局(政治集团)主导,自上而下和平式地,实行某种系统(体制)性制度变革。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改革与政变两者的区别、关联、交叉和转化,改革与政变的性质及起事者的举旗、走路问题,以及改革与政变是否必然大清洗,改革与政变中的权威、专制与法制,在改革与政变中军队的作用和人民的地位与作用等重要问题。对古今中外一些重大改革与政变事件作了简明扼要的评析。
  读史中偶然注意到改革与政变关系问题。恰巧又遇友人谈及此话题。兹将一些思考和看法略加整理成如下小文:
  一、改革与政变概念特征的一般辨析
  这本是两个易于区分的概念,但毕竟有些关联,实践中有时还会发生交叉和转化。这往往使人产生混淆,有关政治势力则藉以互相攻讦。
  改革,一般意指变更、革新。改革的主体和对象(领域)可以是多种的。本文所谓改革,则仅指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及其他社会生活的某几个甚或全部领域,由原执政当局(政治集团)主导,自上而下和平式地,实行某种系统(体制)性制度变革。
  其基本特征是:(一)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某一二几个甚或全部领域,且系该领域系统(体制)性制度变革。它是指国家和社会重要制度性变革。凡不触及国家和社会重要制度而只是一些局部工作方式方法上的改变,或者只涉及个人私生活领域的改变,不在本文所谓改革之列。(二)它是在国家原体制内,由原执政集团所主导。尽管改革也可能最初是由下层民众(从体制外)推动,但改革的最后决策、发动和实行基本上是掌控在体制内的执政集团手中。(三)整个改革过程基本上采取自上而下、和平方式。
  同上述改革同义或近义的词还有改良、变法、维新等。
  政变,是指国家执政的主要政治力量(政治集团)非法(不符合既有法定程序)和非和平(直接运用军事武力推翻或以武力做后盾相威胁)方式,自上而下地实行替换。
  其基本特征是:(一)它是国家执政的主要政治力量(集团)的更替,或简称为政权的更替。(二)非法(不符合既有法定程序)。(三)非和平(直接运用军事武力推翻或以武力威胁做后盾)。(四)自上而下,即先直接替换中央政权,再逐渐波及全国地方各级政权。
  同政变同义或近义的词语还有兵变、兵谏等;后者主要强调政变的军事武力作用。此外政变同起义(造反)、内战、革命等也有密切关联,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是自上而下进行,过程较为突然而短暂一些,而后者则是自下而上的,过程更为激烈和持久一些。
  二、关于改革与政变的关联、交叉和转化
  由上可知改革与政变区别较为明显。但也相关联,该二者都引起原有政权的某种重大变化:或主要在于人员,即主要执政者(政治集团)的替换,或主要在于内容即执政的政策和制度的变革。此外,改革与政变二者(当然有时甚至会还有另一种政权变革形式即起义和内战)还会发生某种交叉和相互转化。
  改革与政变交叉、转化的基本形态,通常是:
  (一)改革——反改革的政变;如果反改革的政变成功,复辟,则还可能再发生原改革派或其他第三者的反政变。
  (二)政变——推行改革;如果旧势力反扑,则还可能发生反改革的政变。
  以上世纪90年代前苏联剧变为例,首先是在任总统、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并开始推行改革。当时苏共中央传统保守集团为抵制改革而企图罢免和软禁戈尔巴乔夫,发动政变。而作为改革派另一支(不同于戈尔巴乔夫,主张更加激进的自由化),时任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的叶利钦,则乘机奋起抵制和粉粹了苏共传统保守派的政变,并夺取苏共和苏联的权力和资源。叶利钦开始同戈尔巴乔夫联合,在粉粹保守势力政变阴谋后又继而把戈尔巴乔夫踢开,完全实行自己早已既定的激进自由主义变革。在以上过程中,发生了改革(含戈尔巴乔夫“主流派”改革和叶利钦“激进派”改革)、政变(苏共“传统保守派”发动)、反政变(叶利钦“激进改革派”发动)的交叉和转化。此外还包含叶利钦反政变成功后对苏联国家资源的夺取和对戈尔巴乔夫的排斥,迫使后者辞职——这实际上也近乎又一次政变。有些学者把前苏联剧变简单地视为苏共传统保守派发动的“八一九政变”,这是太简单化了。前苏联的这次剧变过程可算是改革与政变交叉与转化的一个颇为精彩的事例。
  再说说中国清末戊戌变法的例子吧。有些历史学家将其简单化为慈禧发动的反变法的政变。其实这里也存在改革与政变、反政变的多个环节交叉、反复的情形:首先是光绪傀儡皇帝联合康梁维新派的改革;在遭到严密掌控实权的老佛爷慈禧守旧势力顽固反对情况下,铤而走险企图联合军阀袁世凯,密令他带兵进京控制慈禧,以继续推行其改革。这就是政变。由于袁世凯出卖,光绪政变未遂,遭慈禧镇压。慈禧之举应视为一种反政变。
  古今中外的重大改革,必定伤及以往既得利益阶层和集团的切身利益,因此必然会引起后者某种抵制和反抗。但也并不必然引发政变。改革派能否控制住反改革的政变发生,需要具备一些必要条件,主要包括:(一)当政者的改革举措是否合理和得民心,是否受到广大民众理解和拥护;(二)主导改革的当政者是否强大,是否有足够力量、恰当策略和果断措施,约束和对付反对派势力的抵制和反抗;(三)反对派力量强弱,能否有机会形成有组织的反抗。改革派如果掌控得很好,就能抑制反改革的政变发生,或能将其扼杀于萌芽之中。
  在上述所引前苏联剧变中,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所以引发政变和最后被叶利钦所取代,其原因包括:其改革的“新思维”和“新浪潮”转弯过急,未能得到人们充分理解和支持。对于阻力的存在和复杂性估计不足,采取预防措施不够稳妥和得力等等。当时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远离首都,让“传统保守派”控制中央和有充分时间酝酿政变。另一方面,对于叶利钦“激进派”缺乏警觉,低估其目标、力量与果断对自己(所谓“主流派”)的威胁。
  如从“传统保守派”方面来说,其政变失败原因也是显然的和多方面的。除了其传统保守性早已不得人心,民心思变之外,他们在行动上迟钝和不果断也注定其失败。
  再说叶利钦为何能在“主流派”与“保守派”对垒中,横杀一枪,节节得手,取得成功?这更是多种因素使然。其中最为重要的还在于,其激进自由主义改革目标非常明确,在长期遭受苏共专制主义统治下感到窒息的苏联人,突然感觉到吹来习习凉风而为之振奋。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和“新浪潮”改革推动下,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迅速壮大。他们联合社会上其他反对派,1990年上半年趁“自由选举”之机在一系列加盟共和国和地区夺取政权,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等重要城市的苏维埃政权也被“激进派”人物掌握。1990年下半年,叶利钦等人正式退出苏共,致力夺取苏联中央政权。其气势不仅压倒苏共“保守派”,而且远比原来首倡改革的戈尔巴乔夫“主流派”风光。所以当年“八一九”叶利钦登上围攻克里姆林宫的坦克振臂一呼,“保守派”政变即刻土崩瓦解。在反“保守派”政变过程中,叶利钦虽然与戈尔巴乔夫结成暂时同盟,但反政变得手之后便迅即将戈尔巴乔夫抛开,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推行起自己的改革来。
  当然,改革而不引发政变的例子也不少。那也必然同本文上列条件相关。上世纪美国发生的轰轰烈烈的罗斯福新政改革,就并未引发政变。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台湾蒋经国为首的国民党体制内人士发动政治改革,把台湾引向了民主宪政道路。这是一场重大变革,而过程却颇为平稳,更无引发政变之忧。这应算是一个十分成功的范例。上述两例究其原因,也不外乎具备了本文前述改革而不引发政变的各种条件。
  三、关于改革与政变的性质及起事者的举旗、走路问题
  社会上人们常以为凡改革便是好的,改革是褒义词,而凡政变则似乎便是坏的,贬义词。这是误会。好与坏需要分析实践中各个具体的改革和政变,以认定其性质是进步、正义的还是倒退、反动的。不能抽象地评价,特别不能仅仅依据起事者所打出的旗号和所标榜的说辞便完全轻信。因为那些保守、反动分子为了自己政治、经济利益,特别是为了自己保持维护政权(在改革情况下)或夺取政权(在政变情况下),总会编造种种美妙动听的理由,欺骗民众和一些政治势力,化解人们的疑虑和不满,让大家支持和参与到他们的改革或政变行动中去。也有些改革和政变确实基本属于进步或革命的,虽然在其公开宣传上难免夹杂一些虚假和夸大。
  对于这些改革或政变的反对者而言,同样也存在类似上述两种情形。于是便发生进步的改革者同保守势力之间的争斗;或实质上的保守、反动者策动的假改革同进步、革命势力之间的争斗;或者进步、革命力量发动的政变同保守、反动的现政权反政变的争斗;或保守、反动势力发动政变同代表进步方向的现政权反政变的争斗。或者,起事者所谓的改革与政变,其双方政治势力都谈不上是什么进步与保守、革命与反动之争,原来都纯属于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用民间的话来说就是政客之间狗咬狗的斗争。
  一般地说,凡基本属于进步、正义和革命的改革者和政变者,由于自觉正义在胸,底气较足,所宣称的改革或政变目标与理由较为真实。但如前面所言,其中也难免有些虚假和夸大。也可能其中的一些“虚假”是出于阶段性和策略上的考量。因为有时候起事者为了更多更好地团结人群,或为了暂时迷惑、稳住对手,开始时并不将自己的纲领和最终目标一次性和盘托出,而准备以后分阶段逐次予以公布。有时他们甚至左右逢源,左灯右转,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无可厚非。因为毕竟政治家不同于学者。但他们当前的实际行动必须是符合国家和社会前进方向,反映人民基本利益和诉求的,不能继续使人民造成新的伤害;并且还要看在其后能够继续沿着进步、正义方向前进。
  四、关于改革与政变是否必然大清洗
  改革与政变都涉及原有政治、经济利益格局的大调整,既得利益集团肯定产生抵触,形成阻力,进行各种(消极的或积极的,个体的或有组织的)反抗。为了顺利推行改革,需要发生国家政权中重要任职人员的变动。特别是在政变情况下,更发生政权核心班子整体更替。被推翻而下台的前政权主要成员往往还要受到抓捕、拘禁,并于其后受到法律审判和制裁。军事政变中还会发生局部军事冲突和人员伤亡。在中央高层完成人员更替和清洗之后,还可能牵涉对反对派在各部门和地方的某些人士(党羽)的清理。
  在改革情况下,一般说要缓和一些,人员变动和清洗规模小一些,甚至只需作些局部性人事调整而无需进行规模性清洗。但也不尽然。如果改革的社会背景十分复杂严峻,抵制改革的守旧势力阵容庞大而颇有组织性,且顽固抵抗,甚至酝酿和实际发生反改革的政变,为了能继续推行改革,便不能不采取坚决措施予以反击,包括在人员上进行较大的调整和一定范围的清洗和镇压。
  如前所述,美国罗斯福新政及我国台湾蒋经国的政改,虽然无论从规模和深度上看都属于重大改革,但过程较为平稳,并无发生反改革的政变之虞,因此也未发生大规模清洗和镇压情形。在前苏联剧变之初,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原本也无大规模人员清洗的计划。只是后来苏共中央“保守派”发动反改革政变,叶利钦组织反政变之后,才发生较大规模的逮捕和清洗。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在事变后进行了机构大改组。[1]接着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对“保守派”政变者和政变的支持者的清洗。[2]政变中成立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全部成员以及其他多名苏共和苏联中央要员被捕。其后被以“进行夺取国家政权阴谋活动”罪名起诉。(但后来实行了大赦)。
  这里再说说我国古时商鞅变法。这是一场重大改革。开始时受到既得利益集团保守的旧贵族势力的强大抵制。在主政的国君秦孝公大力支持下,冲破阻力,用严刑峻法惩处了许多敢于顶风违法的旧贵族势力代表人物,使改革取得成功。但商鞅虽然实行严刑峻法打击了不少旧势力代表人物,却并未从根基上摧毁旧贵族这一既得利益集团。秦孝公死后,秦惠公继位,旧贵族利益集团乘机起事,诬陷商鞅谋反而将其车裂。商鞅成了改革家最终落得悲惨下场的历史典型,令后人千古遗恨!商鞅死后,旧贵族势力一度复辟,但其许多基本改革举措并未被秦国主政者全盘否定,改革的成果和影响使秦国日益强大。
  商鞅变法在打击旧势力方面中也有所“清洗”,但旧贵族势力政治代表人物潜在影响力并未得到彻底摧毁,更何况作为他们社会基础的整个旧贵族阶层仍然原封未动。那些旧势力政治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来临,便蠢蠢欲动,绝地反击。
  由是可见,对于改革者来说,最怕和最需提防的,是作为保守派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下面有着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强大经济实力,并与国家权力密切勾连的特殊利益阶层,上有官居中央高层要职,手握国家权力的政治代表。后者实为前者的政治代理人或可称“司令部”。如果遇到这种局面,则立志改革的政治家首先必须彻底摧毁其“司令部”,剥夺并彻底肃清主要政治代表人物的政治影响力,使之丧失复辟可能。不留死角,不遗后患,要软硬不吃,一追到底。如果手软后退,半途而废,后果不堪设想。此后则还要通过法律、经济制度改革等措施,逐步瓦解作为旧势力社会基础的特殊利益阶层。不瓦解该特殊利益阶层,在原有政治代表人物被清理之后,他们总还会寻找新的政治代理人和建立新“司令部”的。前述商鞅变法失败原因,就在于蛰伏了一段时间而并未被彻底肃清影响力的旧贵族势力,利用秦惠王重新组建了反改革的“司令部”。血的教训永久警示后来的改革者!
  再从人民角度来说,改革者对付反改革的旧势力和旧制度的态度是否坚决、彻底,是让人民判断该场改革是否真心实意,真刀真枪动真格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改革者不肯同旧势力彻底决裂,人民就会怀疑这是否换汤不换药,原来你们这些自称改革者同那些旧势力乃一丘之貉!
  五、关于改革与政变中的权威、专制与法制问题
  改革与政变发动者(政治集团或其领袖)需要权威。但其权威主要依靠其政治纲领、路线、政策和策略的正确和恰当,能够得到民众拥护,争取社会多数政治力量的同情和支持。权威不能主要依赖强力和专制取得。特别是在有着法治传统的国家,始终都应当尽量在法制范围内行动(对于以往政权制定的束缚人民的恶法除外)。在改革与政变关键时刻,即在阻力强大,企图反扑,局面颇为紧急时,主导改革或政变的集团及其领袖适当集中权力以应对,这也是必要的。但紧急措施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局面一缓和便应恢复正常法治。
  历史上也常见改革、政变,特别是革命起义过程中,起事者常用“以革命专制反对旧专制”口号,动员和组织队伍,对付敌对方。而在“革命”成功,起事者取得政权以后,却不肯再放弃那种“革命专制”,反而因尝到专制的“甜头”而变本加厉。此即如法国托克维尔所说的“反专制却更专制”局面。这迟早会引起民众和起事者己方阵营其他成员的不满和反对,引发新的政治争斗,专制者也必不得安宁,不会有真正的权威。尤其重要的是,如果改革和政变者始终不重视法治和民主政治建设,不让改革和政变成果转化为各种基本制度,是很难取得实在成效的,暂时取得的成果也随时可能变形、褪色或被否定而逐渐丧失。
  六、在改革与政变中军队的作用
  改革与政变的发动和进行需要巨大力量。力量主要来自于道义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原动力,来自民众和社会大多数政治团体的理解、拥护和支持。军队虽然是国家最强大的力源,但在近代以来的法治国家,军队一般是“国家化”的,即属于国家,只负责国防,而不介入国内政治斗争。因此,改革的推动一般不会借助军队。政变也不一定动用军队,但也常有以军队做后盾相威胁的,有些则直接动用军队介入。在后种情况下,政变就属于军事政变了。
  在各种政变形态中,军事政变往往居多。特别是在第三世界政治演变中,军人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军人政权,更是较普遍现象。例如东南亚的缅甸、泰国,军事政变颇为频仍。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国家民主法治进程滞后;各种政治派别的政治纲领混乱易变;军队同政治密不可分,成为政治斗争工具,常被各种政治势力加以利用。许多时候军职人员通过政变直接或间接实行军事统治。
  有些国家虽然是一党专政,但一党之内仍然会存在各种政治派系。就在中国毛的专制高压时代也不无如此。对此毛内心也十分清楚,故曾发出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感叹。一党之内的各政治派系的争斗,各方也会重视军队的作用而加以利用。党派之争必然反映到军队。政治势力同军队密切勾连。所以如发生政变,军队也多半被卷入,成为军事政变。所以在这样的国家,要进行重大的改革也是不能不重视军队的动向的。至于如果发生政变,就更会同军队直接相关了。
  军队介入国家改革或政变,使暴力而不是政治纲领、道义和法律上升为主导。军事性争斗往往造成国家、社会和民众巨大伤害,也使得当事双方斗争更为激烈、残酷,有时会两败俱伤。鉴于对上述后果的认识,当这些国家一旦决心实行政治体制改革,走民主法治道路时,社会各政治派系有可能就军队国家化达成共识。军队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或某个政党的任何哪个派系,大家都在法治范围内活动和公平竞争,都不借助于军队。军队只负责国防,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保持中立地位,不干政。
  当然,如果在法治不健全的国家,旧的保守势力利用原先掌权时对军队的安排和影响,藉以顽固抵制改革或政变,则发动改革或政变的一方也不得不高度关注军队的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即使改革或政变一方有决心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包括实行军队国家化,也显然不能任凭对手挑动军队阻挠而置之不理,甚或一厢情愿地过早宣布实行“军队国家化”。只有在扫清阻力稳定局面后,在整个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实行包括军队国家化在内的改革。
  七、人民的地位和作用
  改革与政变都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大事,关系到国家前途、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社会各界都会密切加以关注。改革或政变需要得到人民大众的理解、拥护和支持,才能较顺利成功和得到巩固。如果改革或政变无助于甚至损害人民利益,背离人民意愿,是难以成功和不能巩固的。
  有些政客(包括改革与政变的正反双方)以为改革、政变或反改革、反政变,只主要触及国家政权高层,因而轻视民众利益、呼声和力量。有些则明知自己所谓的改革、政变或反改革、反政变,并不符合社会进步要求和民众利益,却以虚假口号忽悠、欺骗民众,对民众加以利用。在他们反对其对手时大喊进步、革命口号,对人民做出种种庄严而美好承诺,在他们得手取得政权以后则大打折扣,只做些皮毛改变,并不能解决民众根本诉求和社会发展主要问题,甚至完全背叛诺言,把人民一脚踢开。他们也许能够得意于一时,却最终绝对不会有好结局的。
  应当承认,在统治者长期控制国家宣传机器及其他各种重要资源的情况下,分散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普通民众往往是容易受蒙蔽、欺骗和利用的。群众有时确实成了“群氓”。但从长远和根本上说,社会广大民众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基础和最终决定性力量。中国古人所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人民不可能长期被忽视、被欺骗。特别是如今21世纪已经进入网络信息时代。网络改变社会生活,也促进国家民主政治进程,其中包括有利于民众对各种信息的及时了解、传播和互动。有关政治势力要想继续欺骗、忽悠民众,会比以往困难得多,或简直不可能了。这终究会促使政治家们在今后的政治活动中不得不重视和依靠人民,更好地了解和代表人民,同人民一条心。
  [1]8月23日,戈尔巴乔夫总统正式任命沙波什尼科夫为苏联国防部长、巴卡京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主席、巴兰尼科夫为苏联内务部长。随后不久,又撤换了这三个军事部门的一批副职。8月24日,戈尔巴乔夫总统还发表了改组内阁的命令,取消内阁,成立一个以西拉耶夫(西拉耶夫仍是俄罗斯政府总理)为首的国家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9月份又改建为仍以西拉耶夫为首的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负责联盟经济事务。9月上旬,取消了1989年选举产生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原常设立法机关苏联最高苏维埃改组为新的两院制议会,议员由各加盟共和国重新确定和派出。苏联总统的权限也受到制约。由苏联总统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组成国务委员会,“共同协商解决涉及各共和国利益的内外政策问题”。
  [2]除苏联内务部长普戈自杀外,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均已被捕。其余被捕入狱的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苏联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尔金,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苏共中央书记舍宁,克格勃副主席格鲁什科,克格勃保卫局局长普列汉诺夫,克格勃保卫局副局长格涅拉诺夫,他们都被关在“水兵寂静”监狱(“水兵寂静”是莫斯科的一所普通监狱,正式名字是N3—48/4)。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以俄罗斯副总检察长叶夫根尼·利索夫为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案”特别侦察小组。并于1992年1月对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帕夫洛夫、亚纳耶夫、卢基扬诺夫、季贾科夫、斯塔罗杜布采夫、巴克拉诺夫、舍宁、普列汉诺夫、格涅拉诺夫、瓦连尼科夫等12人提出“进行夺取国家政权阴谋活动”的起诉(后来曾几次开庭审判,均没有结果。1994年2月23日,新选出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通过决定对被指控参与1991年“八·一九”事件、1993年“五·一”流血事件和十月事件的人实行大赦,并责成有关部门在6个月内予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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