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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国、共)两条路线的分合沉浮(2)

作者:漆多俊 来源: 日期:2015-4-23 22:13:55 人气:85 加入收藏 评论:0 标签: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国共采取上述不同路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大的方面而言,有该两政党的长期战略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任务方面的原因,有他们各自政党阶级性质、成员构成的成分和领导集团特别是其领袖的个人素质方面的原因,也有他们当时所处的地位和力量强弱所决定的他们所处于攻势或守势方面的原因。其中有些属于主观上的失策,有些则属于客观条件限制,不得已而为之。
  
  
  从国民党方面看,鉴于当时中国社会背景,当初孙中山先生建党确定的宗旨就是推翻满清封建皇朝,建立民国。早在同盟会时期他就十分重视并接二连三地发动武装起义。辛亥革命以后,国家并未统一,而是各派各地军阀割据混战,国家四分五裂,作为革命党必然要以军事斗争为主,长年处于东征西剿,南战北伐之中。北伐胜利后国共分裂,蒋的国民党又同中共红军进行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紧接着就是日本军队入侵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日本刚投降,同中共的全面内战爆发。这样,直至1949年,连年战乱从无止歇。可以说直至1949年退守台湾之前,国民党在大陆没有过一天和平安稳日子,即使不想打仗也由不得自己。
  
  
  当然,虽然处于连年战火之中不得不把军事摆在首位,但毕竟也需要注重社会改革,关心民众疾苦和情绪,关注下层,关注农村,取得民众同情和支持。这即使对于军事斗争也是大有裨益的(蒋的智囊陈布雷就曾建议重视政治,提出过“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建言)。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主张,无论如何也应当多少付诸行动,而实际上却长年几乎被抛在一边晾着。这不能不说是重大失误,是其不得民心,无论政治、军事上均十分孤立、被动的重要因素。
  
  
  国民党本来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它同江浙一带城市大资产阶级有着深厚渊源关系,后者是它政治、经济上的主要支持者。国民党内成员十分复杂,大资本家及其政客、各派军阀是其骨干。他们相互之间勾心斗角,各怀异念;作为党的领袖蒋的主要精力放在运用权术以驾驭他们。党的性质和成分决定,在对待社会下层民众和农村的态度上是轻视、鄙视和带有敌意的。这是国民党特别是其领袖们一贯重视上层路线,忽视社会基层民众的阶级性原因。特别是他们取得政权以后,盘踞城市,更不愿接近民众,进行社会改革和做艰苦细心的教育、发动民众的工作。
  
  
  与之相反,中共建党宗旨即在于反对和消灭剥削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则叫做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其阶级路线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各种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民大众。它并宣称只有它才是真正代表中国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是为解放人民,解救穷苦人脱离苦海的救星。实际上从建党开始也的确是依靠穷苦工农大众的。加之在大革命失败后,被执政的国民党严酷镇压、围剿,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在城市不能立足,只有转移到偏僻农村山区,开辟自己的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再由“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根据地,必然只能依靠农民大众,通过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政策,取得他们的拥护,组织发动他们参加和支持革命。同时在城市加强党的敌后“地下工作”,发动组织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争取对当局不满的知识阶层,让他们同情、支持和参加革命。中共也十分重视军事斗争,他们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何况面对国民党的围剿堵截,也不得不把军事摆在首位。但是他们始终是以政治统帅军事,以社会改革和发动群众作为军事的深厚基础。这便不但保障了其军事斗争的胜利,而且使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政策主张深入人心,得到全国广大民众全面理解和拥护,为日后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牢固基础。
  
  
  可见中共采取如此路线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形势使然。其实北伐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之后,当初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指示下也曾想夺取中心城市,仿效苏俄走城市起义道路,但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几经失败,此路不通;毛带领秋收起义的一支军队上了井冈山,才开辟和走上了建立农村根据地,武装割据,再图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
  
  
  当然,以上说的都是1949年以前的事,其后,国民党退守台湾,中共夺得全国政权,他们的路线也发生了转变:蒋的国民党退守台湾不久就开始着手农村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毛的中共进了城,重视了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经济建设以“重、轻、农”顺序安排,反而把其出身成长之地的农村有所忽视和遗忘,甚至长期有所歧视,导致后来“三农问题”十分严重,农民入了“另册”。直至21世纪的今天,大陆农村仍然十分落后,而台湾地区的农村和农业却早已现代化了。
  
  
  三、关于土地革命与对农民态度:中共的悖论与台湾的经验
  
  
  中共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以前所领导的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毛是中国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领袖。农民大众是这场革命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名副其实的主力军,是革命的生命线,对革命贡献最大,牺牲最多。没有农民的拥护和支持,革命寸步难行。所以,当时中共十分重视农民运动,倾听他们的呼声,关心他们的疾苦,调动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对于几千年来一直视土地为其命根子的农民来说,调动他们积极性的最关紧要的政策措施便是土地革命,让他们“耕者有其田”。所以,中共无论在井冈山时期和陕北时期,都大力推行“打土豪,分田地”政策。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暂停了土改,则实行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恢复土改。全国解放后初年,则更在全国范围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土改运动。如果说全国解放以前的土改保障了中共的十年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后的全国土改则不但维护了新政权的稳固,而且支持了195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翻身后农民们纷纷把自己的子弟送到朝鲜战场,再次作出了巨大牺牲。中共有些领导人后来在回答人们他们长期执政,不肯“还政于民”的指责时,往往理直气壮地声称:“天下是老子们打的,该老子们坐!”撇开这种传统封建主义的权力来源观是否合理不说,即使考察“天下是谁打的”,他们的这话也是不够全面的。在承认中共党及其领导集团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和承认“打天下”的主力军,在其中作出最大牺牲的是工农大众,特别是农民大众。虽然农民们不便于直接“坐天下”,起码“坐天下”的人们应当好好代表工农大众特别是农民们的利益和要求。可是革命成功后,广大农民们所得到的实惠确实太少太少,他们继续长时期遭受着苦难,成为社会最底层和“弱势群体”,直至今天仍无根本性改变。
  
  
  全国土改后不久即掀起合作化运动。1954年大陆农村基本上普及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刚分到的土地入股到合作社。1956年普遍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持有的土地股份取消,土地无偿转为集体所有。社员土地上附属的塘、井等水利设施,亦随土地转为集体所有。农民全凭劳动工分分红。1958年全国实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生产队以至社员的生产资料和甚至部分生活资料都无偿地收归集体所有,在公社、大队范围内实行平均分配、无偿调拨、义务劳动,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这样一来,农民们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几十年的最大指盼,在斗地主分田地后刚刚拿到写上自己名字的那几亩土地证,墨汁未干,手中还未拿热,便又失去了;甚至不仅土地,连原来仅有的简单农具也交公了,做饭的灶也被拆去给集体土地做肥料了,如今自己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成为一无所有全靠自己双手出工干活拿工分才得活命的光棍了。
  
  
  接着更大灾难降临。一方面是狂热冒进的“公有化”和“大跃进”使生产力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下降,而另一方面歇斯底里的浮夸虚报和不顾农民死活的粮食上交与“国际主义”的援外,1960至1962年终于遭遇“三年灾害”时期的到来。中国史无前例的饥荒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整个农村饿殍遍野,满目苍夷,到处是一片死气沉沉的悲惨景象。
  
  
  新中国成立之初要发展工业,要求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农产品价格低廉。1956年前后政府也曾组织部分农民进城当工人,支援城市工业建设。但不久因为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和迅速濒于崩溃,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供应严重短缺,养活不了城市人口,便辞退了刚刚进城的农民工,并在城市实行粮、油、棉计划供应;同时配合以强制性的户籍制度。从此便把中国城乡、工农强行割裂开来,在其间形成了一道此后几十年都难以逾越的鸿沟和高墙。城乡、工农二元化了,农民们被打入了社会底层,入了“另册”。
  
  
  虽然自1978年安徽小岗村村民签下“生死文书”开创“包产到户”的先例,并于1982年得到中央第一个一号文件认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广以后,农业生产和农村面貌开始发生变化;其后国家又陆续出台各种农村改革和优农惠农措施,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农问题”直至21世纪的今日仍无根本性改观,它仍是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政局稳定的严重问题。
  
  
  回顾中共的农村土地政策和对待农民态度的演变史,发现其间存在明显的悖论,并难免引起人们提出诸如是否对农民“欺骗”、“背叛”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等等这样的一些质疑。
  
  
  先说说中共土改政策存在的悖论。一方面,中共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动员组织广大农民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需要根据农民最迫切的利益要求提出“耕者有其田”口号,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而另一方面,按照共产党革命的性质和宗旨是要实行公有制,消灭私有制的,其中当然地就包括不能将土地分给农民个人,实行农民个体私有。共产党人都熟知列宁关于“小农经济每时每刻都在滋生资本主义”这一名言。照此理论,在革命成功以后本来是不应该实行将土地分给农民个人的土改政策的,而只能将农村土地实行公有制。所以中共的前后两种做法是自相矛盾的。
  
  
  正是这一悖论和矛盾的存在,所以难免使人产生如下印象,即:中共是在有意欺骗农民,可怜的朴实无知的中国农民群众遭遇了一个巨大的骗局,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当然事情也并非那么简单,中共也更不会承认是骗局。因为按照其原先就说明过的理论和纲领,它所领导的革命需要分两步走:先进行的是民主主义革命,要反封建,所以要实行“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的第二步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才搞合作化、公有制,把农民分得的土地交公。其间似乎并无悖论,并不前后矛盾呀。可是人们仍然要问:革命的这两步的转变为何如此神速?既然如此神速(简直象一夜睡觉醒来就完成了),又何必费此周折,先发动农民斗倒地主,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再从农民手中转交给集体;当初倒不如将土地直接转归农民村、乡集体所有?
  
  
  这个问题问得有些道理,当然还是过于简单了:其一,如果诚如是,则农民必不满意。农民是现实主义者,只有拿到自己手里的东西才是自己的;如果一开始就实行土地公有,农民就会认为中共说话不兑现,就会真正有被欺骗的感觉。其二,解放初期新政权刚刚建立,仍不稳定,仍迫切需要农民对新政权的拥护和支持,中共不能立即采取强制方式迫使农民就范其公有制。所以采取了分两步走策略。至于该两步走之间需要多长时间,可能当时中共内部也并无定见。如果按照当时党内刘少奇等人意见也许中间需要15年或更长时间;只是后来毛等不及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大骂刘少奇等人是“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是毛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使“生产关系”一两年就发生一次大变革,平步上青天,直登上了人民公社“天堂”!
  
  
  现在问题是,如果说中共里面有许多人如刘少奇等,当年并无欺骗农民之本意,那么,作为其领袖的毛,当初曾否设身处地替农民们想想他们会是什么感觉,他的这种做法是否有欺骗农民之嫌呢?那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毛看到当时政权已经稳固,自己在全国军民中已经拥有了崇高威望,心里想的只是早日实现自己那浪漫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革命理想,根本就没再去计较农民们的感受了。
  
  
  下面再说说大陆解放后农民的处境和地位江河日下,“三农问题”日益严重是怎样形成的,中共应否背上“背叛农民”骂名的问题。
  
  
  中国大陆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形成和长期不得解决,作为执政党中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虽然人们出于气愤而从中共夺取政权进了城市后“忘本”、“负义”甚至“背叛”这方面加以指责,也情有可原之处,但更主要的还是需要从其政策的严重失误来分析。政策的重大失误包括:中共所信奉的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纲领,特别是由此而确定的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其他社会实际的农业集体化政策;脱离实际近乎狂热的“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群众运动;片面的“重、轻、农”经济发展顺序和片面强调“农业支援工业”(而“工业反哺农业”则只是一句空话)的安排;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统一近乎军事化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以强调党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强调“总体”、“长远”利益为名而完全忽视和排斥个人意志和利益,轻视自由、人权,只把个人当作国家总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或用于建造国家大殿堂的“一块砖”的专制的反民主的政治思想理念;公然摈弃法治,崇仰人治的治国方略;等等。总之,“三农问题”乃是全国诸多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其原因也是全方位的,是这些全方位原因在“三农”上的体现而已。因此要很好解决“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有待于这些全国性问题的解决;离开上述那些全方位的根本问题的解决而想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只是天真的幻想,或又是一个大谎言。
  
  
  中国大陆的“三农问题”直接发源于当初的农业集体化。严重超越生产力现实水平的共产主义式公有制,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种田责任心摧残殆尽。1958年后接连几年的大跃进、大办钢铁、大兴水利的强迫集体劳动,粮食严重歉收加上浮夸虚报,大办人民公社食堂的恶果,立即把农民推到灾难的深渊。
  
  
  农业和农村的凋零立即影响到城市和全国国民经济。特别是所谓“三年灾害”和后来的十年“文革”,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才逐渐废弃人民公社体制,安徽农民冒死带头实行的“农户联产承包制”得以在全国推行,这才使农业生产起死回生,农产品供应增加。但是,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严格的国家定价,使农产品价格低廉,同工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断拉大;农村人口增加,人均耕地减少,闲余劳动力增多;农民税费负担重;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不足,融资渠道不畅,农业技术改造滞后,农村水利和其他基本公共设施不全;如此等等,使得农业和农村经济缺乏持续发展后劲。与此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城市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城乡收入水平差距拉大,农民种田积极性低迷。青年农民大量流入城市打工成了“农民工”,农村耕地出现严重“抛荒”。农民工进城后,虽然有了远比原来呆在农村要高的收入,但是同城里人比,不但苦活、脏活、危险活都推给了他们,而且各种待遇和社会地位(特别是看病、子女上学等)低下,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他们成了城市里的“另类”。这些引发严重的社会不公平问题。
  由于城乡、工农差别不断扩大,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产出低微,而土地流转途径阻滞;城市土地则由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速而价格飞涨。城乡土地级差地租相差悬殊。城市里寸土寸金,而农村土地却不值钱,农民们守着土地受穷。城市周边的农地遭受城镇化侵蚀,而征地补偿甚微;离城市较偏远的农村则连这低微的土地收益也望尘莫及。
  
  
  鉴于上述“三农问题”十分严重,不但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进程,而且引发各种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和妨害国家政局稳定。这不能引起了当局的焦虑。近十几年来,政府陆续采取了各种“支农”、“惠农”措施,但其基本着眼点主要在于缓解矛盾,安抚民心以“维稳”,很难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纵观历史和现实,可以说中共对于农村的土地政策和对农民的政策是不成功的。如果从恩怨和伦理方面,也可以说是非常对不住中国大陆广大农民的。
  
  
  下面我们再简单说说我国台湾地区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情况。诚如前面所言,当年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对于农村和农民采取了轻视和排斥态度,基本上没有实行农村改革,没有践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主张。但是在退守台湾以后,却一反以往态度,很快就推行改革,并获得显著成功。其原因一则是借鉴以往在大陆时期的教训,要整顿好农村基础,二则也是战事基本平息,管理的事务少了,清闲许多了,加之台湾地盘小,又是新来乍到,同地方封建势力并无过多瓜葛,改革起来没有顾虑。
  
  
  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土地改革采取“和平渐进”的方式,从1949年到1953年,经过了“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和实行“耕者有其田”层层递进的三部曲进行的。
  
  
  从1949年4月开始实行第一部曲“三七五减租”。规定地主对佃农的租额不得超过全年收获的37.5%。并规定地主出租土地,租期不得少于6年,期满必须续租,不得随意撤租升租,保障佃权的相对稳定。农业歉收时,地主应临时减免地租。同时对佃农也有一些规定,如佃农地租积欠两年的总额时,地主可以撤佃。据统计,当时因为减租而受益的佃农有近30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44.5%。“三七五减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由于租率下降,也导致了地价下跌。这为进一步实行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
  
  
  从1951年开始实行第二部曲“公地放领”。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光复,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大量耕地(此称“公地”)。台湾当局将这些“公地”陆续卖给农民,地价为耕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量的2.5倍,全部地价由农民在10年内分期偿付,不负担利息。受领农民只要连续交纳10年地租,耕地即归农户所有。公地放领到1961年办理完毕。
  
  
  第三部曲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台湾当局从1952年1月到1953年4月将全台地主耕地进行重新丈量,登记造册。随后颁布了“实行耕者有其田法条例”。规定:地主可以保留相当于中等水田3甲(43.5亩)或者旱地不超过6甲,超过的耕地一律由当局征收后放领给农民;征收的耕地价也按耕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量的2.5倍,当局用债券和股票的形式支付给地主。这种改革政策以有利于农民的方式解决了农村的土地问题;对地主有一定强制性,但较为温和。地主不仅自己还保留了一份土地,而且其失去的土地换回了股票,使他们转化为资产阶级。
  
  
  20世纪80年代,为了适应农村和农业现代化要求,台湾地区又进行了一次新的改革(人称第二次土地改革)。这次改革主要是解决农业规模经营问题,扩大农业经营面积,办理共同运销,加速农地重划;保护适量耕地,防止土地(特别是现有农业耕地)大量非农化,以保护粮食安全。同时采取措施使更多农民摆脱土地束缚,使劳动力转到其他行业,促进农村资本主义发展。
  
  
  台湾地区以上两次农村改革前后有机衔接,使封建土地制度和落后的小农经济一步接一步地转变为现代化的农业经济,使城乡实现了一体化。
  
  
  如果说中国大陆当初消灭农村封建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如今早已成为过去,“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那么,台湾第二次农村改革对于大陆今天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改革,却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的,值得大陆人好好研究。
  
  四、关于民主与专制:历史的庄严承诺为何落空?反专制为何更专制?中国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国大陆的造神运动和“史无前例”的文革;黄炎培的“窑洞周期律”竟无人能破吗?
  
  
  无论国民党或中共在当初建党革命的时候,都是大力宣扬反对专制、独裁,许诺要给人民充分的民主、自由,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但是,在他们先后掌握全国政权之后,却无一兑现其承诺,尽管在口头上仍然还标榜着民主、自由和人权,实际上却实行专制独裁,并且比他们所先后推翻的前一个政权更为专制。
  
  
  蒋的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广大工农民众仍处于帝、官、封压迫剥削之下,无民主、自由与人权可言。虽然也允许一些民主党派存在,但其参政权和政治活动空间受到限制和排斥。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同中共和其他政治派别一度达成团结抗日协议,抗战刚结束也曾商讨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但始终未曾放弃一党专政。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未能真正实行民主。无论在政治、军事上搞的都是以蒋为中心的国民党上层少数人的专制独裁。1949年退守台湾以后,开始一段时间也仍然维持着强人政治和国民党一党专制政体。只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蒋经国政权加速民主化进程,废止戒严令,开放党禁。1996年3月举行首次“总统”直接选举。从此走上宪政道路。
  
  
  至于中共于1949年在大陆取得政权之后,一直实行专制体制,特别在毛时代其独裁专制实际上远远超过了革命所要推翻的“蒋家王朝”的程度,甚至达到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地步。如今这已是世人公认的了,大陆人民身临其境,感受尤深。
  
  
  毛时代的专制独裁体制的结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党领导一切”的一党专制;其次是各级“书记挂帅”的党委专制;再次是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的个人崇拜的领袖毛个人独裁。
  
  
  一党专制排斥其他任何党派和政治社团。革命年代中共也曾同当时存在的一些民主党派结成反对当权的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夺取全国政权以后仍然标榜“多党合作制”,但必须是“在中共领导下”。1949年9月召开了由中共领导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但是短短几年后的1957年,中共以号召“帮助党整风”为名,让人们“大鸣大放”,引诱“牛鬼蛇神出洞”,然后再突然来个“反右斗争”,把数以百万计的人打成右派。自此,各民主党派便完全失去独立政党地位,而沦为中共的附庸和“统战”工具。中共规定他们“参政不越位,帮忙不添乱”。他们只能“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共的决议而不能提出异议。中共一党专制地位完全确立和巩固了。
  
  
  除各民主党派外,中共也还建立了诸如工(会)、青(共青团)、妇(妇女联合会)、学(学生联合会)等社团组织,但他们都只能是在中共绝对领导下,是中共控制各相应群体人民的政治工具。
  
  
  中共的支部建立在全国各行各业的基层,其组织网络覆盖全国各行各业和每一个角落。这保障了完全彻底的“党天下”局面的实现。
  
  
  中国大陆各地区、党政军民各行业,都实行党委领导,各级党委则实行“书记挂帅”。人民(包括党员和干部)不同意党委决定,或者不服从书记指示,就可能构成“反党”。书记挂帅实际上就是书记独裁。
  
  
  在党内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下一级党委书记的“独裁”还得服从上一级党委书记的“独裁”。以此类推,到了中央,便是中央政治局,特别是它的常委会,又特别是它的最高领袖的独裁了。如果有人(哪怕他是中共中央的二、三号领袖人物,如刘、邓)胆敢反对最高领袖毛,就被认为是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毛思想、反对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可以随时宣布其为反党分子或反党集团,而号召全国人民共诛之、共讨之。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只因彭德怀给毛一封关于批评“大跃进”冒进凤的私信(毛把它视为“意见书”印发),毛突然改变会议方向(由原定反左变为反右),宣布彭(及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1966年毛更采取非常做法,撇开党中央集体,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利用此前由于个人崇拜而形成的全国党、政、军和各族人民对于伟大领袖的“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发动并不知真情的青年学生和全国民众“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借助“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把他不满意的刘、邓为首的大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派”,并造成史无前例的全国性浩劫。在整个毛时代,毛的个人独裁专断达到无以复加地步,超越了中国历史上以往各个时代的封建皇帝。
  
  
  在由以上三个层次构成的中共政权独裁体制下,全国民众毫无自由和民主权利可言,基本人权遭到任意践踏。党、党委、党的领袖高于一切,统制一切,真正切实地做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党)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党)臣”。全国人民不仅其行为受到严格规制,连思想意识亦受到严格控制。人们事情无分大小一切都只能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不能有丝毫自由思想或个人志愿,都要做“革命的螺丝钉”,“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全国一盘棋”,“组追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全国几乎变成一个大军营!翻遍古今中外历史也找不到如此完全彻底地严密控制全国10几亿人口的专制独裁政权!
  
  
  本文的任务主要不在于事实的揭露,更重要的在于对这些事实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本质的分析。让人们明白其中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汲取教训,思索中国今后的路应当如何去走。
  
  
  这里起码有如下几个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本来以反专制为己任的革命在其革命过程中,特别是革命成功以后为什么反而会比以前更专制,当初发动革命时候的种种庄严承诺为何往往落空;人民群众为何如此容易上当受骗,心甘情愿牺牲自己的自由直至生命服从专制独裁,并对党、对党的领袖表现出超越宗教,达到疯狂般的忠心、崇拜和痴迷;中共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为何遭到完全破坏而能让毛独断专行,为所欲为而得不到制约;当年民主人士黄炎培的“怪圈定律”难道真的无法打破吗:等。
  
  
  对于上述问题可以从一般性与特殊性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般说,在古今中外的重大社会变革中,新政治势力为了推翻旧政权,总要首先宣布旧政权和旧制度的种种弊端和罪行,不厌其烦地鼓吹革命的目标和纲领如何优越,将如何给人民及其子孙后代带来自由、民主和幸福,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安定、繁荣和富强;鼓励民众为了理想中天堂般美好未来而牺牲小我,以顾大我,绝对服从其领导和指挥。而民众一旦相信这种宣传,便真的会愿意放弃自己的某些自由和利益,甚至不惜生命,把自己融入革命队伍,接受被认为是必要的“革命的专制”。本来,在非常时期,为了以暴力推翻旧的专制政权,革命队伍中也确实是需要团结和铁的纪律,需要必要的权力集中和某种“专制”。革命领袖们也会一再说明:这只是非常时期不得已而为之,待一旦革命胜利后就会改变局面。问题是这种非常时期的专制做法时间长了便成了惯性,领导者们感到得心应手,办事“效率高”,即使革命成功后也不肯放弃,并往往找出种种借口来继续这种传统的专制做法。除非有非常强有力和十分严格的制度约束,否则便会“习惯成自然”地延续下去。那时即使下层成员和广大民众对此十分不满,也往往再也扭转不了局面。并且,如今的专制已经披上了“革命需要”的堂皇面纱,专制者可以更加肆无忌惮,所以比革命所推翻的原来专制更为专制了。
  
  
  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Tocquville,1805-1859)在1856年出版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针对法国大革命对这个问题也作了精辟的分析。托氏指出:
  
  
  “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定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
  
  
  “我始终认为,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愿意这样做”。
  
  
  “大革命最初的努力摧毁了君主制度这个庞大的体制;但它于1800年重新恢复。人们常说,这是在国家行政问题上的1789年那些原则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胜利,其实恰恰相反,取胜的是旧制度的那些原则,它们当时全都恢复实施,而且固定下来。
  
  
  “如果有人问我,旧制度的这一部分是怎样整个搬入新社会并与之结为一体的,我将回答,倘若中央集权制在大革命中没有灭亡,那就意味着中央集权制度本身是这场革命的开端和标志;我还将进一步说,当人民在其内部摧毁贵族政治时,他们自然而然地奔向中央集权制。此刻加速人民这一倾向比起抑制这一倾向,要容易得多。在人民内部,所有权利自然都趋向于统一,只有凭籍大量手腕,才可能使之分裂。
  
  
  “民主革命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在这场革命中所形成的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它的位置,以至于人民心安理得将中央集权制列为大革命的功绩之一。”
  
  
  “看到中央集权制在本世纪初如此轻而易举地在法国重建起来,我们丝毫不必感到惊异。1789年的勇士们曾推翻这座建筑,但是它的基础却留在这些摧毁者的心灵中,在这基础上,它才能突然崛起,而且比以往更加坚固。”
  
  
  托氏的这些论述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只不过在现代中国革命中,只有中共才把这些“原理”发挥到了极致--包括如何根据形势和民众心理提出最能吸引人的目标和口号,给民众种种美好的承诺,以最大限度地发动民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运用思想奴化、政治打击、组织处理和甚至人身灭绝等诸种斗争手段,统一思想,排斥异己,清除反对派,维持内部高度团结统一,提高战斗力,确立“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服从中央”的专制体制;以中共党的全国组织网络和党内专制,实现对全国、全社会和全体国民的专制;如此等等各方面的做法和效果程度,都达到登峰造极水平。从其做法手段来看,可谓集古今中外各种专制政权、政党甚至各种帮派组织经验之大成。本文对此不拟作全面分析,只就作为中共专制制度的核心和最高形态的毛的专制独裁的形成进行重点分析。
  
  
  这个问题可以表述为:中国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即,作为中共的最高领袖、专制体制的最高头目的毛,其在党内和在全国的至高无上(超越中国历代帝王,超越任何宗教领袖,也实际上超越了中国人心目中的最高神即玉皇大帝)的地位是怎样树立起来的,为什么唯有他在中国那一段历史上能够目空一切,旁若无人,天马行空,独来独往?
  
  
  这需要从中共党内和党外两个方面以及毛领袖地位确立和专制独裁地位形成两个阶段来分析:
  
  
  毛在中共党内和全国的地位是逐步确立起来的。这可以分为夺取全国政权以前及其以后两个大阶段。其第一个阶段是他先在党内后在全国绝对领导地位的确立,时间是1921年中共成立至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再到1949年全国新政权的建立。其中的关键性事件主要有:一是1921年他出席了在上海的中共成立会议,这使他在后来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接着的井冈山斗争时期得以党的创始人之一(毛委员)的资历,高起点地占据革命的重要领导岗位。二是发动秋收起义,创建了一支红军,成功地开辟了井冈山根据地,这使他立即成为当时中共的实力派人物。三是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至同张国焘斗争这一段时间,他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并掌握了红军军权。四是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有了个较稳固根据地之后,于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以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志结束),使他对中共党、政、军从思想、政治、组织等各方面进行了一次系统、全面、深入和严厉的整顿和清洗,使以毛为代表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全军得以确立。五是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通过的新党章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标志着毛在中共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六是解放战争(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张三大战役)的胜利,直至全国新政权的建立,这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在全党、全国最高领袖的法定地位。
  
  
  在上述这个阶段,毛之所以从当时中国群雄并起局面中崭露头角,脱颖而出,有其特定的内部、外部原因。例如,从毛的个人内在因素看,从小胸怀大志,有理想(或说是“极端个人英雄主义者”);聪明,办法多,常出奇招,不落俗套;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特别是对历代农民起义和社会革命规律和经验教训有深刻的认识;等。从外部看,则是所谓时势造英雄。当时中国社会革命需要像毛这样的人物。即使是个人英雄主义,但如果它恰恰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社会需要,两相结合便也可以对社会进步起到积极作用,甚至可以成为“革命英雄主义”。社会要变革,需要领头人,不是这人就会是那人。究竟是谁人?这其中存在着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古语云:“秦失其鹿,天下共逐,唯捷足先登者得之”。秦鹿既然已失,只要大家去逐,总会有人得之;“捷足先登者”是相对的,即使原本也许最有能力,最“捷足”在先的一些人因各种原因半途而废了,后面本来稍次的人便也成了“捷足先登者”而“得之”。所以,最终鹿死谁手,那是存在许多偶然性因素的。必然性乃寓于各种偶然性之中,正是各种偶然性的链接体现着必然性的存在;而各种偶然性乃处于总体事物的必然性潮流之中,受其裹挟。并且各种偶然性的发生,就其当时内在、外在原因来说又是有某种必然性的。毛在上述这一阶段过关斩将,脱颖而出,最终稳稳站上领袖地位的历程,也完全适用上述法则。
  
  
  下面着重分析第二个阶段毛怎样最后走上专制独裁,并成为中国人民的“红太阳”和最高神的。
  
  
  第二个阶段是同上述第一个阶段密切关联的。在第一个阶段革命战争年代,确立领袖地位并有意识地树立领袖权威是必要的,但内部建立健全制约机制,不放纵个人的随意性,从一开始就是不可或缺的。中共中央内部当时在这方面存在重大失误。
  
  
  从延安整风运动到七大,再到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奠定毛的领袖地位的同时,也为以后毛个人崇拜和让他逐渐走上专制独裁道路埋下了祸种。从那时起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就流于形式。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的整肃后,在毛周围聚集的最高层领导人中,多数都是亲毛派,是对毛百依百顺而不敢说“不”的人。如周恩来,在钦佩毛的才能的同时,常为“顾全大局”而对毛百般迁就,不坚持原则。如刘少奇,七大时期对毛一味吹捧拔高(这也与毛在同其他派系斗争之后对刘突然大加提拔,使刘一味投靠毛,借助毛的威望有关);如朱德,性本宽厚,无意同毛计较和争斗;等等。而毛本来十分要强,争强好胜,“与人斗其乐无穷”。并且点子多,江青在对人谈到毛与人斗的手腕时就说过:你们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这样一来,毛的意见无分对错,只要他坚持到底,别人就只得让步。久之便形成惯例。到取得全国政权以后便积重难返,变本加厉了。
  
  
  中共七大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并写入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把整个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以个人命名是不甚妥当的,容易引起许多不良后果。虽然当时也曾解释说,“毛思想”是以毛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的集体智慧;但后来实际上“毛思想”变成了“毛(个人)的思想”。这不但不实事求是和不公平,侵犯了其他人的“知识产权”(如朱德的一些军事思想等都被归于“毛的思想”),贬低了他人,抬高了毛;更为重要的是难免导致以后凡“毛(个人)的思想”无论对错,都是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严重后果。以后别人如有不同意见,就可能被宣布为“反对毛思想”、“反对毛革命路线”,而遭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就像后来1959年庐山会议宣布彭德怀等人为“反党集团”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打倒刘邓一大批“走资派”那样。
  
  
  新政权建立以后加速毛走上专制独裁的内心起因主要还在于毛的极端个人英雄主义。一则,觉得如今既然已经稳居党内绝对权威地位,又已经取得全国政权,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大搞他的空想共产主义全国性试验了。二则,毛一贯自视甚高,野心无边际膨胀,并不满足于做中国的最高领袖,还想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袖。只是以前斯大林的威望压制了他。1953年斯大林去世,他觉得时机到了,完全不把后来的苏共赫鲁晓夫放在眼里。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后,毛为了提升中共在各兄弟党的地位,认为必须加快发展中国经济实力,于是决定跨越式发展模式。
  
  
  其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同毛的这种心态相关:
  
  
  解放初年在农村发动农业合作化和稍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在城市发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毛坚持个人意见,大反刘少奇等人的“小脚女人”般的保守和右倾机会主义,在缺乏充分讨论和民主程序情况下使得党内其他人屈从毛的意见,使生产关系不停顿地“升级、过渡”,造成生产力和经济严重破坏。
  
  
  1957年先是以发动全国中共党外人士帮助中共党整风为名,“引蛇出洞”,然后发起反右斗争,全国共55万人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从此让广大民众,特别是各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人士闭嘴,不敢再对中共的专制统治,对其各级领导人说不。
  
  
  1958年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全国掀起大跃进、全民大办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总路线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并称“三面红旗”。极度发作的主观主义、狂热、冒进和浮夸,立即把中国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并直接导致饿死数千万人的骇人听闻的全国性“三年灾害”。
  
  
  合作化和特别是后来的“大跃进”和“三面红旗”,事实证明是根本错误的。但毛死不认错,仍然要死保“三面红旗”,生怕人家藉此否定了自己,清算自己的“路线错误”,甚至导致自己下台的结局,就像中共以往历次路线斗争结局那样。1962年召开关于总结评估“大跃进”以来成绩缺点的“七千人大会”,加深了毛的这种担忧。正是在这种心态支配下,后来接着又发生庐山会议突然袭击彭德怀事件和10年“文革”运动。
  
  
  1959年庐山会议,毛抵制对“左倾”冒进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的批评,反而突然发动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宣布彭德怀等人为“反党集团”。
  
  
  1966年由四清运动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毛凭借已经树立起来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个人崇高威望,发动“红卫兵”和全国民众,“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刘、邓为首的“走资派”,号召“夺权”,把他不满意的全国党政军干部统统打倒,按照他的指示建立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开展运动,从中央到地方重新建立新的政权班子“革命委员会”。
  
  
  10年“文革”时期,毛的专制独裁发展到了登峰造极地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中只有毛这一个“红太阳”,毛是“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全国人民开展“三忠于(忠于毛主席,毛思想,毛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活动。全国城乡各处建筑物墙上都是毛语录的“红海洋”,到处都竖立着毛的塑像或画像。人们每天吃饭、干活、睡觉前后都要向毛的神像“早请示,晚汇报”。连老掉了牙齿的老太太、老大爷也要唱红歌,跳“忠”字舞,并且他们往往热泪盈眶。在那年头人们丧失了一切自由和人权(只有“誓死捍卫毛”的权利和自由),对人们(包括官员、老干部)的生杀予夺大权掌握在毛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毛的一人手里,哪个老帅是批斗还是保护,毛有最终决定权。法制完全被破坏,当时起作用的法规只有镇压“阶级敌人”的《公安六条》。
  
  
  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运动?为什么要“炮轰司令部”,打倒刘、邓等“走资派”,并且决定采取如此不计人力物力成本,不顾国家和社会安定,“史无前例”的方式?其原因可以从多个方面分析,但其中最主要最核心的还是毛的极端个人主义私心,即为了自己生前、身后能够继续维持中国最高神一般的崇高名位而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殊死搏斗。为生前,决不放弃其一手遮天的权力--而他在那时近乎神经质地预感到有人在挑战他的最高独裁地位,甚至有可能取他而代之。为身后,就必须选好可靠的接班人--这就引起后来他走马灯似地相继确立接班人,又一个个将其打倒的乱局。
  
  
  按照毛这样一个满脑子帝王思想的人的思维定式,当初最理想接班人方案当然是其大儿子毛岸英。1950年毛将他托付给彭德怀送到朝鲜战场去,不就是如战国策中“触詟说赵太后”那样,将长安君质于齐“令有功于国,-旦山陵崩,长安君”方可以“自托于赵”吗?然而上天不佑,岸英牺牲了。毛欲传位毛氏家人的想法自此中断了几年。1959年毛只好让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但毛对刘一直不放心,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将其打倒。毛的“总路线”惨败和“三年灾难”过后,至发动文革前,毛才又逐渐坚定了让其夫人江青和其侄子毛远新最后接班的决心。文革中(1969年中共九大)曾经一度推出林彪作为正式接班人。但当时无论对毛、对林来说,都是一种互相利用: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支持毛的总路线和支持毛的文革,用毛的话来说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为了林彪自己顺利接班,打掉一大批老帅;然而毛又何尝不是为了打垮刘邓等“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只能取得当时手握军权的林彪的支持呢?同时毛当初也希望林以后能够同江青等毛家人合作。然而林彪不是如他口头说的“三忠于、四无限”那样的种,不仅始终不买“婆娘”(林彪私下里对江青的一贯称呼)的帐,而且在是否设国家主席问题上,被毛认为是“抢班夺权”。这决定了林彪最后“折戟沉沙”(乘三叉戟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沙漠)的结局。
  
  
  文革中及后期,毛还曾先后打算让陶铸、邓小平等人来做他“托孤大臣”,辅佐江青、毛远新将来登上龙位,但陶、邓始终不肯买账。最后便轮到华国锋。毛知道华的能力有限,但他为人忠厚,希望他能够起到最终让江青、毛远新接班的过渡作用。
  
  
  下面着重说说毛同刘少奇的关系,以及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打到刘、邓。
  
  
  建国以后,在经济建设及其他国家治理的许多问题上,毛同党内刘、邓等中央其他领导人存在分歧。毛是个极具浪漫色彩和理想主义的人(与空想社会主义者有同质性),高估人(由他自己而推演到广大民众)的主观能动性,轻视事物的客观规律性,容易狂热和神经质。在革命和建设问题上,觉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属于一种极左心态。而党内如刘、邓等人则稍微现实一些,对毛一些过头的近似天方夜谭的想法自然不会完全和出自内心地赞同。毛便认为他们右倾,不跟他这位最高领袖保持一致,唱对台戏,对此而时常心怀不满。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后,毛的心情矛盾,担心中国也有人反他的个人崇拜。“大跃进”遭到惨败后,毛仍然要死保“三面红旗”,生怕人家否定了自己,清算自己的“路线错误”,保不住生前自己的最高权位,或者死后还会遭到清算。1962年召开关于总结评估“大跃进”以来成绩缺点的“七千人大会”,加深了毛对自己前景的担忧和对刘、邓的不满。
  
  
  1964年“四清运动”时,毛与刘、邓的分歧更加公开化,毛认为刘、邓他们是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同毛对立的另一个司令部。在1964年12月28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曾说:“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又说:“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去研究!”次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关于“四清运动”汇报会,毛怀疑刘少奇、邓小平排斥他出席会议,竟拿着一本党章、一本宪法径直去到会场,发牢骚说:“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那时他还神经质地认为,在他的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的崇高地位受到了威胁。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5.16通知》,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称“十六条”),此次会议期间,毛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革”于是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
  
  
  毛要打击他人以维护自己崇高地位,为什么要采取如此大规模群众运动方式,而不采取其他较为简易方式呢?其一,毛可能觉得反对他,反对他的“三面红旗”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反对他准备让江青等毛家人接班的安排的人(即“走资派”)较多,实力较强大,特别是中央形成了一个同他对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像庐山会议时的彭德怀几个人容易对付,而必须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大革命运动,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其二,如果像往常那样由毛直接出面打倒对手,树敌过多,并背上自己容不得人的恶名,而借助群众运动,则可把群众推到第一线,自己不背恶名,却能掌握主动权,既达到打倒对手的目的,自己还可做好人。其三,也是最主要的他有个基本估计,认为长期以来形成的他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广大群众一定会跟他走(容易受他蒙蔽,受他唆使)。他不是常常吓唬他人说,他要“重回井冈山”,重新带领人们去“打游击”吗?而后来事实证明,经他一唆使,天真的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就义愤填膺地纷纷起来“誓死捍卫”他了。何况他认为当时拥有军队实权的林彪同刘、邓他们不一样,是会拥护自己的,毛已经将他拉到自己一边,不怕天下大乱。此外,毛自己还有个说法,是要用这种群众运动办法,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以后年代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人民群众就照此办理。根据毛一贯的“超群脱俗”浪漫主义本性、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作风和将人民群众玩弄于股肱之中的“群众路线”经验,不排除当时也有如此想法;但这绝不是主要的,它可能主要是毛后来的一种自我解嘲,推卸罪责的说辞而已,不可全信。
  
  
  以上说了毛的动机目的如此,那么,中共还有那么多的高层领导人,全党几千万党员,全国大几亿人民都干什么去了?他们大家为什么不能阻止毛的倒行逆施呢?这里只说说毛周围党中央那些领导人。根据当时情况和参考许多人后来的自我检讨或回忆录,可以推断,对毛发动“文革”这样超常做法,许多人开始是并不完全和真心赞同的。特别是1966年的《5.16通知》和“十六条”,已经非常明确“文革”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成立了“文革小组”,实际上已经让原来的中央瘫痪,让刘、邓他们靠边站了,难道他们不知道斗争矛头是针对自己及其他一大批人的吗?他们是不敢反对、无力反对,还是实际上是基本赞同的呢?这里情况可能比较复杂,许多人的心态可能是兼而有之。一方面确实是屈于毛的一贯强势和淫威(延安整风时期整王明、博古,庐山会议整彭、黄、张、周的先例,他们会历历在目),如果坚持到底可能马上导致自己被打倒的后果;虽然他们也知道党内有不少人会与他们有同感,但未曾互相联络,也不敢联络,人心叵测,怕被发觉而被扣上反党宗派团体罪名。所以只能是等待着被毛各个击破。中共党内自延安整风之后所谓民主集中制早已名存实亡,早已无正常党的集体生活秩序了,要在党的会议上充分讨论达到协商一致完全没有机会了。
  
  
  另一方面,中共党内长期以来是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除毛以外的党的领导人(包括刘、邓)头脑中的极左思想也根深蒂固,对毛的反资、批修、阶级斗争、专政,总的来说是认同的。心想毛所谓要斗跨的那些“走资派”也许是别人,但愿不会是自己:他们也不相信自己就是“走资派”,就是毛真的要下决心打倒的人,因而存有一种侥幸心理--须知当人别无他法应对局面时,就容易产生并指望这种侥幸心理。
  
  
  根据上述分析,当年毛发动“文革”,党中央集体顺利通过《5..16通知》和“十六条”,就连刘、邓等人也投赞成票而并未加以反对,这就可以理解了。
  
  
  在毛的周围还有一种人,如林彪和后来的江青“四人帮”等一帮人,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对于毛的各种极左做法,他们不在乎或根本不去认真思考其对与错,只是嗅觉到时机对自己有利,迎合毛的心态,取得毛的信任,在毛打倒别人(如彭德怀和后来的刘、邓“走资派”)的斗争中充当帮凶,以图自己取代其地位而“黄袍加身”,辉煌腾达。因此对毛死劲地吹捧和拔高,对毛的的极左做法一味推波助澜,而丝毫不加以反对。毛在“文革”前几年和“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地步,同这些人的支持和吹捧也是密不可分的。当然,林彪和江青等“四人帮”他们内心对毛的认识是有所不同的。林彪对毛建国后的一系列极左和专制做法也许内心并不都赞同,或者可以说是反感的,这从后来他儿子林立果等人制定的反击毛的“571工程纪要”中对毛和对毛的政策的抨击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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