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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今天是历史

作者:漆多俊 来源:http://www.aisixiang.com/data/97589-2.html 日期:2016-3-7 20:20:31 人气:76 加入收藏 评论:0 标签:——同青年学子谈时代与人生

  今天不是历史,但到了明天它就是历史了。历史是由许多今天构成的。今天的事,今天的我,就在眼前,很清楚:但其实又往往不甚清楚,或可谓视而不见,感而不知。而当它成为历史,再回首也许就清楚许多了。

  我们读历史,常常对于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诸多评论,其是是非非在今天看来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成有成的理由,败有败的原因。特别是对其中一些功败垂成历史悲剧人物,惋惜之余不乏各种埋怨和指责,并设想如果当时是我会怎样怎样处置,倒也头头是道,似乎个个高明。这就叫做事后人人“诸葛亮”,事当临头迷了向。

  君不见,历代昏君当其登基之初总结前朝历史教训时多是明白人,可结果自己又成了昏君;历朝贪官酷吏当其上位之前也多是鄙视和痛恨历史上贪官酷吏的,可结果自己又落得后世人的骂名。假如能存活于后世,商纣王、隋炀帝一定会有诸多沉痛的反省和悔恨。假如知道身后落得永世的骂名,秦桧也许不会编织“莫须有”罪名陷害岳飞;和珅也许不会那么肆无忌惮敛财而成为“贪官之王”。

  还有许多英雄豪杰,满怀壮志欲成霸业,而功败垂成死于非命。假若九泉有知,项羽一定扼腕痛惜当时的种种失策;李闯一定更会有许多悔恨。

  至于处于社会中下层众多的普通人也无不如此,他们也会因以往的种种失误和挫折而有着诸多的人生悔恨。然而不管对于历史名人和普通人,世上是没有“后悔药”的,稍为明智者也只能总结一下自己的过去,希望今后不犯或少犯同样的错误,如陶渊明所说那样:“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人生在世失误和挫折及由此引起的后悔是不可避免的。其原因有主客观多方面因素。这里特别要提到一种情况,那就是社会和时代发生大变革大转折关头,因为人们信息和认知能力关系不能把握该种变化,及时调整自己行动,仍按照惯常思维处事为人,本以为理所当然,水到渠成的,却忽然处处碰壁事与愿违。或者由于看错方向,选错了边,站错了队,卷入逆流漩涡。特别是有一种人,其人生态度属于积极奋进型,有着较强事业心的,但由于是在逆流中奋进,俞奋力俞惨败,倒行逆施,铸成人生大错,遗恨终身。

  历史上某个王朝明明腐烂透顶气数己尽,却有人偏要去“力挽狂澜于既倒”。“祖制”早已被事实证明为不合时宜,其孝子贤孙仍然顽固地坚守着。传统和教条明明已被历史证明其荒诞,却有人仍然视若瑰宝,当做命根子或护身符,坚守着,高举着。共和已成时代大势,袁世凯却要去恢复帝制。民主宪政已成世界潮流,却总有人还在羡慕、模仿和要十倍百倍地去超越秦始皇的独裁专制。“家天下”早被历史淘汰,金三胖却仍在北朝鲜横行其道。这些同时代潮流对着干,逆潮流而动的,许多早已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其余的也注定要身败名裂,或最终被锁在历史耻辱柱。这些在历史转折关头,错认方向,错失良机,堕入歧途的人,有些在其有生之年即有所悔悟;有些则执迷不悟,顽固到底,直到进入坟墓,只有留待后世人评说了。诚如唐人杜牧所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也许有人会说:社会和时代大变革和历史转折点对于从政、从军等“高危职业”的,特别是其高层人士来说可能如此,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许并不紧要;管你南风动北风动,他们不是照常过其平常生活吗?其实不然。

  不错,在任何历史时期,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绝大多数普通人只求安居于平凡生活,置身于政治和社会大风浪之外,不知也不去探听外面大形势,更不想介入其中一搏,获取功名利禄。他们做了时局变革的局外人、“逍遥派”。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狂风卷来,哪能有平静的草木?倾巢之下哪有完卵?社会和时代就好比大环境大气候,个人和家庭等个体和局部就好比小生态圈。前者变化必然影响到几乎所有后者。因为既然是大变革和大转向,总会波及社会各行各业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例如:战乱的发生,政局的变革,社会体制的转型甚或国家重大政策的改变,无论工农商学都要受其裹挟和影响。这里只说几个发生在发生在并不久远中国大地的小小事例:

  上世纪40年代末(“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某地一个普通人家,生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漂亮,父母做主嫁给了当时驻扎在附近一位国民党军官,全家高兴,认为有出息。二女儿爱上本村一位农民青年,家人说她没出息。不久,国民党军事失利,那位军官随军撤退逃到了台湾。大女儿被留下,此后过了几十年惨淡生活,还因为“反革命家属”饱受煎熬。二女儿却因女婿参加了解放军,后来随军南下,成了军官和地方大员,一生享受荣华富贵。

  也在那时期,南方某地有这样两个家庭:某甲素来富有,农村有良田数百亩,县城有不少商铺。据说是因为有个读了书的儿子在外地干事,消息较灵通,三年前突然把农村良田和城里商铺以贱价大甩卖。当时人们都不可理喻,以为那人是发了疯的“败家子”。某乙祖辈受穷,含辛茹苦发愤图强,陆续添置了几亩薄地;又遇到某甲甩卖,乘机买了几十亩土地,以为时来运转,好不高兴。然而不料三年后该地成了“解放区”,土改中,某甲被划为小商贩成分,成为“人民内部”;而某乙则被划成地主,成了阶级敌人。后人议及于此,多感叹称为“命也”;而实乃“时也,运也!”

  以上这些事例实在太多,教训可谓惨痛。时过境迁后人回想起来只有替其惋惜,恨其当时决策之失误。但后来人自己如果又遇上类似情况会怎样呢?是否会犯上述同类错误呢?恐怕就很难说了。这就是杜牧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历史怪圈。

  当然,人们要完全避免失误,特别是处于社会和时代重大转折时刻都能够洞察变革,及时调整自己行动,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人们能够始终保持警觉,谨慎地对待今天,把今天放进未来历史之中来考量,谨言慎行,尽量不给未来留下遗憾和悔恨,是可以避免和减少许多失误的。即使发生某种社会和时代重大和急剧变革,人们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因为凡稍大的变革往往会有一个从酝酿到发生、发展过程,总会呈现出一些迹象,让人们去琢磨和预测。问题是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平时只按照惯常思维,一心过眼前生活,并不关心大环境和未来的变化,更不会有意去打探、搜集和分析外界大环境情况。埋头拉车而疏于抬头辨向。一旦风暴来袭,便惊诧莫名,束手无策。而如果能多一份心思,在每次从事某些大的举措的决策之前,除了对该事项本身做可行性研究和计划之外,也从社会大环境角度作些思考和论证,就会减少风险。特别是当今时代已同以往大不相同,交通便利、网络发达,信息传播极为便捷。只要我们不刻意封闭自己,甘做井蛙,是不会对外界社会重大变革一无所知的。此如既然有了天气预报,告诉你九级台风已在我国近海太平洋面生成,几天之内将在闽浙沿海登陆,你就不要以为本地眼下晴空万里,风平浪静,而拒绝调整的出海打渔和其他作业计划了。

  毕竟也会有些人明知社会变革将要或已经发生,新的事物和进步力量终将取代旧的落后腐朽的事物,但为了保守旧事物所维系的既得利益,或为了其他个人或集团利益,利令智昏,或者由于思想守旧不接受新生事物,而抵制变革,有意逆潮流而动,但求一搏。这些人咎由自取,只有在其最终遭到历史车轮倾轧结局后留待后世人评说了。但广大民众绝对不要盲目跟从,做了他们的垫脚石和殉葬品。

  特别是对于本来追求正义和真理、有头脑的知识精英,更不应该误入歧途,自毁前程。作为知识精英,也应是时代精英,代表社会前进方向。要明确和勇于承担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做引路人和促进派;起码也要明哲保身,做个明白人吧。

  知识阶层对于新生事物一般比较敏感和易于接受。但面对变革也会分化出两头小中间大三种情况:一部分人不但思想和行动都更为敏锐,而且崇尚真理和正义并愿为之坚持奋斗。他们在社会和时代发生重大变革关头往往成为其先知先觉和先行者,成为真正的时代精英。但这样的人在历史和现实中始终都是少数,不会太多。作为另一极则总会有少数人因为认识能力或一己私利而对变革持反对和抵制态度,其中包括极少数人因被收买或主动投靠而成为保守反动势力的附庸或干将。基于思想认识上原因的,则又多同他们长时期受主导教育宣传欺骗蒙蔽而不能跳出其框架相关。至于知识阶层中间绝大多数人,则做了“逍遥派”——旁观者或糊涂人。他们认不清时代和社会发展方向,或者虽然对于变革也有所察觉,内心同情但不愿意介入其中。对于变革可能对自己事业和生活有所影响,也采取了一种听天由命态度。但随着变革继续发展,方向逐渐明确,他们多会起来支持变革。

  上述情况无论哪个历史时期都大致如此。今天我们读历史,常常对上述第一种人深表钦佩和崇敬;对第二种人感到不齿;第三种人本来就是默默无闻,历史并无多的记载,如果要问今世之人对其态度,是否愿意仿效,也许部分人还会表示宁愿如此;但起码总会有不少人是不甘此人生的,如能够为国为民干成些事业,让自己人生焕发出光彩,何乐而不为哉?问题只是怎样才能及时了解和认准变革的到来及其正确方向。而这个问题,是否也是今天在座青年学子所最为关心的呢?例如我们应当怎样来分析、评判当今我们所正处于其中的这个社会和时代,如今它们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革呢?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大转折时期,这一点恐怕如今是多数人都承认的了。但对其变革内容和终极方向是什么,这个变革和转折之“大”到什么程度,就认识不一了。依我之见,如前些年我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时候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所说,当代中国正处于五千年文明史以来第二次社会大转变之中。前一次大变革发生在东周春秋战国至秦汉几百年中。那是中国社会由国家权力较为分散,周天子分封诸侯,社会以民间自治为主的“原初社会”(老子语),向中央集权、帝制形成的集权专制社会过渡。自秦汉至于满清两千多年则是这种中央集权专制社会的延续。100多年前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朝,开始了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折,这是由中央集权专制向着国家权力受到一定控制,扩大社会自治的民主宪政体制的转变。这一次大转折过程曲折坎坷,反反复复,迄今虽逾100多年,但就全国范围和总的情况而言,至今尚未完成这种转变。

  清末开始,在中国大地主要出现两股革命力量,进行着两条路线革命斗争,即民主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1911年以国民党为主的民主主义革命成功推翻了满清专制,建立民国政权。1949年中共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却又将民国政权打败赶到了台湾,在大陆建立了另一个新政权。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于19世纪80年代后期实行大变革,还政于民,基本上实现了向民主宪政社会的转变。而大陆情况则颇为复杂。

  本来清末兴起的革命——无论民主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其主要目标是反皇朝专制,建立民主政治体制。但为了反专制往往在其开始需要建立“革命专制”。革命成功后,革命党人则须“还政于民”,放弃专制,实行民主政治体制。但是历史教训却常常出现意外后果,即新的专制一旦建立和强大,便不肯自觉放弃,而正如法国托克维尔所曾经指出的那样,出现新专制更甚于旧专制的恶性循环。

  中共自1949年在大陆建立新政权之后的前30年,特别是“文革”10年时期,执政党和领袖的专制独裁发展到远超秦始皇的登峰造极地步。“文革”以后,邓小平开始“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大力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要逐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当时由于主、客观原因和条件决定,邓小平发动的无论是“解放思想”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都具有一定局限性。特别是上世纪80年末开始,改革出现停滞和倒退。改革开放的正能量越来越受到压抑,消极的“副作用”愈加膨胀。在一些人“闷声发大财”和“贪腐治国”错误路线指导下,官场愈加混乱和腐败,几乎到了中国几千年史上空前绝后地步,使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到了几近“亡党亡国”境地。这种情况延续到胡锦涛执政末尾的2012年初,特别是稍后中共十八大召开习近平上位之后,情况又开始发生变化。

  十八大习近平接任一把手之前复杂的政治和社会背景让他决心扭转局面。上位之后即以整肃党风和反腐败破局,奋力进行一系列大改革。为什么要以反腐开局?一则腐败太严重,社会民愤极大。反腐能够得到民众支持;二则此前20多年里因鼓励腐败,倡导“闷声发大财”而形成了腐败中心,或曰“老虎司令部”,并在其左右上下错综复杂地形成一股权力与经济相勾结的强大势力。他们是既得利益集团,是习近平执政和想要推进改革的强大阻力。不搬掉绊脚石,不彻底摧毁其“司令部”,他将寸步难行。习近平的这一步棋下得还算比较顺利和漂亮,如今正在围剿和即将最后摧毁那个“司令部”。对于习近平反腐败和彻底摧毁那个“司令部”,人民是支持的。当然即使从反腐败角度来说,是否从此就能根除腐败,以致能够做到今后就“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了呢?显然没那么简单。至于这一回突击性反腐告一段落,习近平改革主要绊脚石搬掉之后,其下一步改革如何进行?有几点是大致可以判定的:

  第一,他肯定会进行一些大的改革,中国大陆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一定会发生诸多重大变革。

  第二,至于其最终目标是想要在中国建立怎样的政治体制,还很难说。有三种选择:一是仿毛体制,巩固中央集权,重塑领袖独裁的强人政治;这种可能不大,毕竟时代不同了,人民最终是不答应的。二是如孙中山提出,并在内战时期一度得到中共毛等最高领袖们赞同和大声疾呼的执政党“还政于民”,实现民主宪政体制,从而最后完成如本文前面提到那样的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转变。这种可能性存在,但起码至目前还看不出多少现实性迹象来。三是搞折衷,实行新加坡李光耀模式,并参考俄罗斯普京模式,或简称新加坡-俄罗斯模式或“李-普”模式。其特点是继续维持“社会主义”和中共执政地位,维护中央集权和领袖最高权威;同时也开放一些自由民主空间。这种模式可以毫无障碍地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之内。因此体制内一些人士可能最感兴趣,民众中抵制情绪也相对要小一些。但这也只是一个过渡性安排,最终还是要向前面第二种模式,即民主宪政体制转变的。中国这艘航船其总航向是要沿着时代潮流大方向前进,并最终完成政治和社会民主体制转型。社会发展和时代总潮流是不可逆转的。但前程仍然存在各种变数,还会出现一些反复。对于当今主政者而言,目前形势确实给了他们为国为民立功建业和为自己书写光辉人生的一个极好的时代机遇,就看能否准确把握了。

  中国人其实不是好斗的民族,大众希望能过平静一点的生活,希望社会和政治转型与改革能够采取和平渐进方式进行。大家认为我国台湾当年蒋经国模式最为理想;或者前苏联变革时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模式也不错。中国大陆人对当年蒋经国的胸怀、魄力与果断无不交口称赞。而上世纪90年初前苏联变革时,戈尔巴乔夫同叶利钦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确实两人的作用又有所不同:如果说戈氏奠定了大变革的舆论和政治环境基础和氛围;叶氏则充当了先锋加主帅。联系到今天的中国大陆,将会是哪样的一些人士在重大转折关头带领人民迎难而进呢?俗话说:时势造英雄;但也英雄造时势。这里是一种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综上可见,中国大陆当前正在发生和经历着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呈现加速态势。这也许表明本文前面分析的那种中国史上第二次大转折如今正在进入关键时期和关键环节,更加重大和更为根本性的变革也许将接踵而至。人们对此需要有所了解,有所认识和有所准备。要明确方向,谨慎地思考和安排好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在这场大变革中不能再出现大的失误,不给改革和社会进步添乱,不给自己未来历史留下遗憾和悔恨。

  回想起来,应当说我们有许许多多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已经有过不少失误了。有些已经被自己感知而不无遗憾;而更多人则可能至今尚未省悟,如杜牧所说的那样还“不暇自哀”呢。例如,不少人在毛时代各次“阶级斗争”和整人运动中,对反右派、反右倾、打倒刘邓等等,都曾“衷心拥护”和积极参加,而后来给右派平反、给彭德怀和刘少奇等人恢复名誉,邓小平复出,他们也“衷心拥护”和坚决支持;对毛的阶级斗争为纲和“三面红旗”路线曾经“衷心拥护”和积极参加,而后来对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又“衷心拥护”和坚决支持;对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改革停滞倒退,和有人鼓励贪腐,提倡“闷声发大财”,是“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的,而中共十八大后反腐败打“老虎”,这些人又“衷心拥护”和坚决支持。这些人从不认为自己(哪怕是仅在思想认识上)有过什么错误和不当之处,反而常常标榜自己一贯正确。不是有人还以自己从1954年第一届连任至第十二届的全国人大代表,60年间从未投过一次反对票,而洋洋自诩吗?这样的人是从来不会去自省有过什么失误和不当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悔悟之心可言。诚如庄子所言“哀莫大于心死”!

  上面说的还只是普通人,他们在以往历次政治斗争(“运动”)中一般只是作为“群众”或小“骨干”参与其中。至于处于历次政治运动主流漩涡之中的那些核心人物,主力队“运动员”(包括整人的主要决策者与执行者一方,和被整者一方;他们多为党政军等社会中、高层人物),他们当时所选取的立场、态度和行动,对其人生及其个人历史上正反面形象的影响,则尤其至关紧要了。此处不须举例细说了。

  这些就发生在不久前的事例和教训,难道不值得今天的我们高度警觉吗?如果今天和此后我们再遇上同类事态和变故,我们又能否保持清醒头脑,明辨是非、方向和道路,避免站错队,误入歧途,贻误人生,给自己历史留下反面形象呢?

  今天在座的你们,应该说都是有良知、有理想的青年学子,谁不希望自己的人生平安顺利和能焕发出光彩呢?谁又愿意人生出现重大失误和遗恨,或者成为浑浑噩噩过日子的“糊涂人生”呢?

  大家不要以为这些问题对于今天的你们还是抽象和遥远的;今天就是你人生的一个构成部分,到了明天它就成了你历史的一页。即使撇开未来不说,认识时代和社会,把握其变化发展大方向对于你今天的学习研究也是不无相关的。这些年来,我们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不是常常有这种苦恼和教训吗,即自己的学习研究和写作的论文,刚刚完成或尚未完成,其中一些观点和内容就已经过时了,因为国家的形势和政策在这期间又已经发生了变化。你的成果又需要修改或变成了废纸。

  在这方面我是幸运的。据说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是“怀疑一切”。陈云曾提倡“不唯上不唯书只为实”。我本人性格也有点“怪”,什么事都想要亲自证明一番。中学时候学数学、物理,对一些定律、公理、公式也想自己再去证明。后来搞学问研究也是这样。上世纪80年代初我搞经济法研究,当时中国大陆学界几乎一边倒主张“大经济法”观点。我想民商法、行政法早就有了,后来出现的经济法怎么能“抢占”其他部门法的“地盘”呢?小弟弟刚一出世怎么就能把哥哥姐姐排斥于家庭之外呢?法体系中原来没有经济法,为什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出现了经济法?它究竟有什么特殊功能、价值和特有调整对象呢?如果没有,它只是为了取代其他部门法,那它就没有出现和存在价值了,就成起不了为一个独立部门法。正是在这些最简单不过道理基础上,我深入考察分析当时各国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找到了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根源以及政治、思想、法律根源,然后水到渠成地揭示出了经济法特有的价值、功能、调整对象和内在法律体系等等,创立了我的“国家调节说”(“三三理论”)经济法学科理论体系。

  我的学生都很熟悉我在专著《经济法基础理论》一书导论中谈到学习研究方法时所提倡的“钻进去跳出来”一说。这是我在研究经济法理论时所遵循的一种很重要的方法。在其他研究中也贯彻着它。我研究经济法前后30多年,但思考和研究领域远不止经济法,我还思考和研究其他领域的东西,包括法哲学、政治学、史学、文学评论等等。写了不少有关文章,出版了如《中国民主之路》等专著。有些学界朋友有点奇怪,问我近些年怎么“突然”对时局和政治哲学、国家宪政感兴趣和写了许多文章呢?其实并非“突然”,吾乃一贯如此,只是近些年写这些方面的文章多些罢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作为传统知识分子,时常感到自己所肩负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啊。当今中国正处于大变革时代,怎能不关心呢?其二,经济法作为部门法,它同国家整个法治和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离开大局,部门法许多问题都是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例如经济法的反垄断、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宏观经济调控等等法律上的深层次问题,莫不如此。这些都需要“钻进去跳出来”啊!

  同学们,不管你们是学习研究什么专业的,我都建议你们可以注意这6个字。既要“钻进去”,潜心静气,弄懂各个细节问题,又要“跳出来”,纵目骋怀,了解宏观和全局性问题,包括要时常留心国家乃至世界大局和形势的变化。

  明朝有个东林书院,顾宪成撰写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看来读书声外的风声雨声也得听听啊,该三者的共鸣才构成美妙的和弦。

  今天我的讲座主旨就在于提醒大家要很谨慎地过好今天,把今天放在整个人生历程中来看待。除了注重身边眼前的事物、环境、自己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之外,还要经常留意大环境即时代和社会宏观层面,认识时代和社会及其发展变化,妥善安排和处理今天的事情,尽量避免和减少人生重大失误、遗憾和悔恨。所谈的主要是我自己平时的思考和感悟,结合了自己的人生阅历。同大家交流,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示和帮助。不一定都正确,供大家参考,也欢迎批评指正。起码这里所说的都是自己真实的想法,是真话。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位老年学者的诚挚的心。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016年3月5日,于武大珞珈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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